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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遠哲應該出來面對2300萬人民

李遠哲該檢討什麼?  

葉仁昌(作者為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)

近日,沸沸揚揚的倒扁浪潮,也波及了李遠哲。社會上有不小的聲音,要求他出面,為他當初挺扁來道歉,並呼籲阿扁下台。李遠哲當然不會去做這件事。但如今,若回顧以往並且反省的話,李遠哲和台灣的知識分子,應該從中有所學習。

有些人質疑李遠哲違背學術中立。這一點,我卻要為李遠哲辯護。知識分子除了學術之外,還要有社會良知。中立只是倫理的一部份;更可貴的是,良知對社會的揭露和批判。即使是裁判和法官,被期待的,也不是中立,而是真理和正義。

中立是一個負面的字眼。它可能是冷漠的藉口,事不關己。缺乏對別人的關切、以及對社會作為共同體的委身熱情。這可以稱為「疏離的中立」。它也可能是「功利的中立」,就是不得罪任何一方,以免危害自己的利益。尤其在勢均力敵時,最怕押錯寶。但只要利之所趨,這樣的中立可以隨時拋棄。還有一種「鄉愿的中立」,它總在別人的衝突中,丟出廉價的折衷調和。大家都有道理,也都沒有錯;或各打五十大板,以示公平。這只是和事佬,沒有是非曲直。

良知,涵蓋了中立、又突破中立。它讓自己捲入衝突、沾染是非,卻比沉默和沒有是非,更面對真實、帶來進步。它既是作為人的一種道德使命,也是最有智慧的社會選擇。

然而,李遠哲在秉持社會良知之際,卻忽略了知識分子表達的最好方式:對某種現象或事件,提出評論及改革,而不是為某政黨或候選人背書;是對社會的方向和願景提出指引,而非在不同的政治勢力中作選擇。

箇中的道理非常簡單。因為對於人或政黨認同,總難免夾雜著許多利益和情感因素;而對於事,則易於只站在理的層次來面對。李遠哲身為一個知識分子,不該忘記,讀書人經常自詡的一個美德,就是「對事不對人」。人,屬於關係的範躊;事,屬於理性的領域。更關鍵的是,人是會變的、不可信賴,而事卻有其常軌。

我欣賞李遠哲對這塊土地的愛和委身。也佩服他讓自己捲入衝突、沾染是非的勇氣。只不過,知識分子在拒絕疏離的同時,還需要距離;在選擇投身之際,還得畫出界限。距離是為了清醒,界限是為了獨立。

李遠哲的錯,不是錯在挺錯人了,而是他應該去挺一個「理」,不是去挺某個「人」。他逾越了投身的界限,讓自己與政客和政黨沒有距離。

台灣的悲哀,其實不是藍綠對決。因為,政黨互相競爭本來就是民主的常態。真正的悲哀,是在競爭的過程中沒有裁判;或者說,裁判都喪失了公信力。舉凡大眾媒體、社會賢達和知識份子,甚至檢調高層,都穿上了藍綠球衣,上場拼鬥。

李遠哲的盲點,就是沒有看到,少一個有公信力的自己,遠比少一個總統阿扁,對台灣的損失更大。賽局的輸贏是一時的,經由裁判所維繫的正義和對輸贏的公信力,卻是長久的。

李遠哲不必對阿扁的墮落負責。他需要檢討的,是表達社會良知和參予的分際。從錯誤中學習,是一種可貴的成長。怕的是,今天還有一大堆的知識分子、媒體人和牧師一意孤行,繼續重蹈覆轍。         ( 2006.06.27 中國時報 )

賀!李遠哲神話破滅 

黃創夏

真爽,看到李遠哲終於站出來,他遮遮掩掩,不乾不脆的發表了所謂的「四點聲明」,又看到李遠哲被媒體追問時,那種欲語還休,左支右絀的窘態,心裡真是爽到了極點。

爽!並不是因為李遠哲終於被「尋」到了。事實上,南方朔發表了「清流與濁流」的思辯之後,就已點明了,李遠哲神話註定會破滅,李遠哲也根本不可能再講出來什麼大道理了,社會也從來不需要企求,李遠哲會為他的過往,向人民清清楚楚地交待。

但是,如果各界齊心,能夠逼出李遠哲,卻是讓台灣有「向上提升」契機,所必需要的過程。因為,從李遠哲的窘困中,從各界對李遠哲的持續質問中,看到了台灣終於進入了社會學大師韋伯所說的民主深化,必需要「除魅」、「毀神」的階段,台灣的民主鞏固,終於可以擺脫「李遠哲神話」,人民終於知道「神」並不存在,終將要靠自己求真理,台灣終於真正露出了「向上提升」的曙光。

民主要成熟,最害怕一種人:就是那以種自以為是民主代表、民主先鋒、人民的「啟蒙導師」那一種人。民主真正可貴之處,在於民主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程序,任何由上而下的指導,其實都擺脫不了「家父長」的父權心態,都是一種「英明」領袖登高一呼,庶民跟進的權威型態,其實,還是一種「領袖VS.徒僕」的模式,根本上仍是在破壞著民主的真精神。

另一方面,人智有限,不論是所謂的民主導師、精神領袖,不管他曾經多有智慧,但他的視野其實都有局限性,必然限制了真正民主成熟所需要的空間。

當前台灣的困境,就在於民主還是遠遠不夠,但民主「導師」一向卻太多太多了。

李遠哲神話,就是這種「導師」現象的總和,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,長期被這種「導師」光環所籠罩,忽略掉了這些「導師」之指引,其實是建構在極不民主、更不平等的「階級」意識之中,台灣之民主,更因這些「導師」們壟斷掉了批判的市場,真正的公民論壇一直無法建立。

從時空因素探究,「導師」神話會在台灣誕生,和過去的威權體制和經濟不自由有密切的關聯,在蔣介石那個把台灣當成殖民地,所有資源都被他挪去滿足他「反攻復國」幻夢的時代裡,台灣基本上是一個「鎖國」時代,那一個時候,絕大多數的人民連三餐都不可能溫飽了,更不用說讓子女受太好的教育,當然,還想要能讓子女出國深造,吸收先進思想,根本是天方夜譚了。

這種時空下,1950、60年代,第一批能夠出國深造的學子,除了少數真正是資賦優異,得到高額獎學金的人之外,能夠出國的,絕大多數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的子女,或是大學教授、政府高階公務員家庭以及台灣傳統鄉紳子女。他們對台灣的認識,和對生活與生命的理解,坦白說,一出生就是得天獨厚,都不是台灣人民所能企望的;當然,這批人對台灣的理解,其實也一向和真正的庶民有天差地別的鴻溝。

這批「幸運之子」到了美國,在課堂之餘,有幸吸收了一點點民主觀念,開始對台灣的威權體制有了懷疑,有一批人,對國民黨懷疑,所以引發了一波「回歸中國」的浪潮,陳若曦就是著名的代表;另外一批,則是對中國依然疑懼,想要改變台灣的政局,例如,也是「國政顧問團」成員之一的殷琪,想法最激烈,她曾經在一次訪問中透露,蔣介石過世時,她在美國時曾經想要花錢「僱傭兵」,送回台灣發動革命,推翻國民黨。

資產階級和派閥知識分子因為家大業大,「革命」,當然祇是嘴巴說說而已,他們終究沒有行動,但歷史的機運來了,蔣經國接位後,為了保住國民黨這個「外來政權」在台灣的繼續統治的正當性,發動了「革新保台」運動,以經濟發展為主軸,進行國民黨政權和台灣整體國運的深化結合。

要改革經濟當然需要專業人才,蔣經國因此推動了「國建會」,大量邀請這些第一批出國深造的學人建言,這一批人的視野當然比困居在島內,為生活打拼的台灣絕大多數人寬廣,往往能講出一堆大道理,不知不覺都成了言論領袖,頭頂上有進步分子的光環。

蔣經國晚年,當台灣人民經濟生活改善,對公共事務有更多參與動力下,被迫開啟了台灣民主化列車;蔣經國啟動民主化後,不旋踵就過世,李登輝在風雨中接位後,權力基礎原本就不穩固的他,為了對抗國民黨老派勢力,以「民主化」為由,拉攏新勢力是它的策略選擇,就在這種統治階層的權力矛盾之中,台灣因緣際會,大步伐邁向民主。

但是,民主是什麼?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祇有懵懵懂懂的認知,於是,台灣第一批的出國深造分子,挾著他們在美國一知半解的體會,紛紛成了「人民的導師」,扮演起「啟蒙者」角色,也因此壟斷了公共言論的空間。

問題是,在這段歷史過程中,這批人的階級問題一直沒被國人檢驗,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經驗,更是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生活截然不同,但他們早就忘掉了這個根本性的差別,在歷史條件的寵愛中,他們以他們的體驗為真理,以指導者的姿態,指指點點起台灣的一切。

人民呢?一方面苦於生活奔波,無法多思索和研究;另一方面,既然有這麼多「人格者」、「啟蒙家」在指導,跟著他們走就對了,更何況,這些人還是「國際級」大師,見多識廣,一定不會錯,何必讓自己這麼累,何必還要想這麼多。

在這種背景下,所以,挾諾貝爾獎光環的李遠哲因此成了所有領域的指導者,當時,他說要搞教改,誰敢不聽他的;他說九二一震災應該要怎麼做,政府就得跟著做;他說,台灣的論文水準還不夠,整個國科會和大學就拼命搞論文數量……終於,他說,支持陳水扁就是「向上提升」,頓時捲起千堆雪,收割掉政黨輪替的歷史光環。

這批「指導者」沒想到的是,蔣經國雖然不太讀書,但對讀書人敬重;李登輝則基本上愛讀書,也對讀書人敬重三分。但是陳水扁,卻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權力動物,拿到大位之後,對這批讀書人根本是甩都不甩。2000年,李遠哲和這批「指導者」興沖沖搞的「兩岸跨黨派小組」,阿扁完完全全懶得搭理之後,這批過去根本沒和權力者真正抗爭過的「指導者」,從此陷入了窘困,也許,他們不是不想說話,而是,當權力者真正逞威時,他們,骨子裡根本沒有對抗權力的勇氣。

不過,他們壟斷言論太久了,在一般人民心中,他們依然還是「神」,大神依舊佔住神桌,三不五時,還是發表些不痛不癢之言,透過一些小祭司,假傳「神喻」蠱惑人心一下。

終於,李遠哲神話在和權力掛勾,又對權力無可奈何之下,露出了真面目,這些壟斷言論的「神」,從此跌落凡間,和庶民平等,台灣的言論空間,從此擺脫了「神旨」控制的宿命,人人平等,豈不值得浮一大白,祝賀一番!

2006.07.02 中國時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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